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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如果沿着现代新儒学乃至明清启蒙儒学一路向上追溯，就能进一步发现这些具有现代意味的儒学形态无不与两宋儒学密切相关，不仅明清启蒙儒学直接师承于两宋儒学，而且现代新儒学也以返本开新的理路和接着讲的旨趣与两宋儒学相遥契。

白奚也指出《文子》与先秦两汉很多传世文献在文字表述上都有交叉关系，仅以上引材料涉及的《文子》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交叉为例来看，《文子》一书更可能是成书于战国晚期，它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类集腋成裘式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位于序列前端的为根本，在后端的为末节。

战国末期或汉初的道家典籍中开始直接出现神化一词的合成词，认为神化为自然德教的最高境界，强调神化为贵太上神化，道家自然无为的气息浓厚。2虽然《左传·昭公七年》载有子产所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国语·郑语》载《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吴越春秋·阖闾元年》载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但这种神化与后来哲学意义上的神化论关系并不大。6唐代杨倞注曰：诚心守于仁爱，则必形见于外，则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内政治也15。

上有辅明主之任，下有遂圣化之事，和阴阳，调四时，安众庶，育群生，使百姓辑睦，无怨思之色，四夷顺德，无叛逆之忧，此公卿之职，而贤者之所务也23，这里神化有圣化之义，公卿要有能力促成风调雨顺，人民和乐。《孟子》《荀子》同时出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一语，朱熹认为这可能是孟子、荀子同时引用的一句古语，这里神与化开始对举出现。而另一方面，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也并非都是道德，其中多属近代社会的意识、价值。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先看第一册，刘师培凡例中言：此册所言，不外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这个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德行[13]。必须把这些基本要求与具体道德规范融为一体，贯穿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

但梁启超以爱国的民族主义出发，把个人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是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受压迫而欲自强的时代要求———救亡图存密切相关的。八二宪法没有提出要进行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教育，这在今天来看是一个明显的缺失。

故古人之求忠臣于孝子之家，即看出孝德并非只有家族道德的意义和功能。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些在理论上也是没有疑义的。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44] 由以上可见，如《周易·系辞下》所说利用安身以崇德，则其关于个人伦理应有不少，但国家、社会伦理亦复不少。

这新五德，应该就是《纲要》所说的个人道德的内容，只是《纲要》自身并没有作这样的明确肯定。刘师培的伦理思想，在其《经学教科书》中也有论及： 《易·象传》所言之君子，即言君子当法《易》道以作事耳。他指出：中国所谓公德者，皆指对于一家一姓者而言，非指对于国民团体者言也。)，这只是讲了义的修身义，而义的伦理义还是对他人而言[7]。

前者是公民道德，后者是公共道德。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在这个问题上，陈弱水的著作阐发得很清楚。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

中国要从衰落转向振兴，一定要加强国民对群的责任意识，这个群不是指社会，而是指国家。《纲要》的体系逻辑应是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从中演绎或推化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我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把古代德行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品格，包含直、宽、刚、简、柔、愿、强等[5]。[39] 什么是社会伦理?社会伦理者，即个人对于一群之伦理也。因此他在《新民说》第一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就说道： 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

这个分析方法与西方近代伦理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的分别一致。这种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伦理的分别，在亚里士多德已开其端，他在论公正德性的第五卷中说：公正自身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不是未加划分的，而是对待他人的。

然提倡之者即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62] 他所说的个人的好坏，就是指个人道德。

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凡事于家族有利者，则经营唯恐其后;凡事于家族有害者，则退避不敢复撄，而一群公益，不暇兼营。

事实上，日本明治以后，也不断突出公德建设的意义，而就西洋近代所突出的公德，其意义主要指人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所循的道德，以及对公共财物所持的态度，对行政公务所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即突出社会公德，并不突出国家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性公德，即国家对公民的要求。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自己也放弃了公德-私德的分别论，走向人格修养论。家族伦理：《随》向晦入息，《家人》言有物，行有恒。《大学》八条目是功夫，每一功夫阶段并非代表一种道德或德性，虽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似乎是个人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治法，但照《大学》所说，其中道理一贯，不分公私。

这个表述直到2018年2月都没有变化，在1988、1993、1999、2004的宪法修正案中都没有对1982年宪法的这一条作出过任何改变。社会公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章太炎很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中国缺少的不是智谋，而是道德。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社会伦理：《坤》厚德载物，《需》饮食宴乐，《讼》作事谋始，《同人》类族辨物，《坎》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遁》远小人，不恶而严，《睽》以同而异，《渐》居贤德善俗，《兑》朋友讲习，《未济》辨物居方。梁启超的公德说受到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更受加藤弘之等国家主义的影响，故其重点有所不同，是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

仁既是对待他人的，也是对待自己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讨论相似。这样，爱人民的公德不是公民个人的道德，而成为一项国家制度的价值，与今天的核心价值一样，而不是个人作为公民的道德了。即使按梁启超偏狭的定义，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8]，传统的德目虽然不皆直指群体，但都从不同方向而益群、固群、理群，在梁启超的定义下，直接利群的德目占比例较少，至于自由、自治、权利等概念为古代中国文化所未见。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其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

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少年进步的重要作用，深入开展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和手拉手等活动，发扬互相关心、助人为乐的精神。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这部分道德应叫作什么道德呢? 相对于政治群体要求的道德和社会群体要求的道德，这部分道德显然更多属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人的道德，在亚里士多德叫作善人品德，在中国文化中叫作君子品德，其内涵包含四个层面，即性情之德、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

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生活有很多集市、庙会、赛神、祭祀等公众活动，但这些活动多是定期的，不是人们每天投入其中的，所以并未制定一定的参与规则。